通信世界网消息（CWW）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的数字经济战略均将5G作为优先发展的领域，并在国家战略层面设立5G产业发展目标，出台相应的产业扶持组合政策。
韩国政府通过制定持续系统性战略计划对5G应用发展进行顶层布局，建立自上而下的推进体系，通过成立5G工作委员会等，形成了“政产学研用”多类主体参与的产业联盟，推进创新主体之间的大力合作，围绕“5G+”战略，连续发布年度推进计划。
美国注重其在5G技术领域的优势，国家层面出台顶层政策加强5G基础设施建设，把“在全国范围部署第五代移动通信（5G）网络”作为美国的首要行动之一，通过在全国范围部署安全的5G网络来完善美国数字基础设施。
欧洲国家发布系列政策，循序推进5G行业应用，建立了5G与垂直行业融合的清晰路径。欧盟委员会发布《“地平线2020”2018—2020年工作计划》，提出300亿欧元投资的执行方案，其中对数字化转型产业和服务计划投资17亿欧元，用于支持5G、高性能计算、人工智能、机器人、大数据、物联网等数字技术与其他行业技术的创新融合。
我国5G应用全球领先 形成“出海经验库”
我国构建了5G应用发展的“策略库”。我国5G应用已经覆盖97个国民经济大类中的71个，占比超七成，5G创新应用案例的数量超过9.4万个。在上述探索基础上，我国已经形成了完备的政策推动体系、网络建设策略、应用孵化体系和应用推动路径等，构建了我国5G应用发展的经验库。
在政策方面，我国构建了“国家-行业-地方”全维度的三级政策体系。“十四五”规划明确指出，要加快5G网络部署，构建5G应用场景和产业生态；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九部门共同出台了《5G应用“扬帆”行动计划（2021—2023年）》。在能源领域，国家能源局、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联合发布《能源领域5G应用实施方案》；在医疗健康领域，工业和信息化部、国家卫健委共同出台《开展5G+医疗健康应用试点项目申报》；在文旅领域，工业和信息化部、文化和旅游部联合发布《关于组织开展“5G+智慧旅游”应用试点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》等。在地方层面，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统计，截至2023年8月底，各省市共出台各类5G扶持政策文件980个，其中省级163个、市级455个、县级362个。
在网络建设策略方面，工业和信息化部提出了“网络建设适度超前”的策略，截至2024年3月底，全国累计建成5G基站364.7万个，网络底座进一步夯实。此外，为了满足行业应用对网络的需求，我国推出了5G行业虚拟专网，实现了5G网络由to C向to B的转变，完成核心网由集中式向分布式部署的转变，满足了行业安全及业务需求。此外，根据各行业应用属性，提出了定制5G网络模板，提升了5G网络的承载能力。截止到2023年底，我国5G行业虚拟专网数量已超2.9万个。
在应用孵化创新方面，我国形成了“联盟-赛事-公共服务平台”的应用培育体系。在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指导下，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联合产业各方成立5G应用产业方阵，目前已有成员单位337家，开展5G融合应用关键技术、标准研究以及产业推进工作。同时我国连续7年举办“绽放杯”5G应用征集大赛，使得“绽放杯”已成为“中国5G品牌”，不在信息通信领域，还在工业、能源、医疗、文旅、农业等众多行业领域产生显著的影响，极大地推动了5G与各行各业的融合发展。据统计，第六届“绽放杯”参赛项目超过4.5万个，参赛主体包含了1.6万余家企业、科研院所等。在5G应用发展路径方面，智慧城市、工业互联网、医疗、教育、能源、文化旅游等领域的项目数以千计，在对这些应用发展进行监测的基础上，形成了我国各行业应用发展的三级路径。
加速构建5G融合应用产业体系 形成“出海产品库”
5G与行业的不断融合促使5G产业链延伸至融合产业生态，该产业生态由原有的5G产业生态扩充形成，将完成消费类向行业类产品的转变。5G融合应用产业体系主要分为融合行业终端/模组、定制化网络、能力平台和应用解决方案四大产业板块，目前已经出现轻量化UPF、防爆基站等代表性的产品，并形成一定的产业规模。
在解决方案方面，解决方案商作为5G应用价值的传递者，对5G应用规模化部署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从2022年开始，5G应用产业方阵就开始定期开展5G应用解决方案商征集工作，第一期参与征集的企业达200多家，最终有100家企业入选，进入全国5G行业应用解决方案商名录。此外，5G应用产业方阵还发布了《十大5G应用解决方案部署指南》《5G应用解决方案成熟度评价指标体系白皮书》等，并开展应用解决方案成熟度评估活动，通过筛选高质量的5G应用解决方案，形成全国5G应用解决方案“产品库”，解决企业选择解决方案难的问题。
在行业终端方面，终端的融合度和成本决定了应用规模化落地的速度。我国积极推动5G与行业终端的融合，降低芯片供给成本，构建高质量、多元化的终端供给体系。5G应用产业方阵利用创新中心、联合实验室等资源，积极为终端开展测试、调优等服务，解决终端研发成本高等问题；启动5G Inside品牌活动，构建终端分级分类的标准，形成5G行业终端/模组及5G RedCap产品名录。
在网络方面，需要完成网络设备由高容量、高价格向低容量、定制化、低成本的转变。5G应用产业方阵启动了“高质量虚拟专网行动”，积极培育面向行业优化的5G核心网、定制化基站、5G与行业系统融合的系统装备等，目前已形成面向行业的轻量化UPF、防爆基站等产品。这些“产品库”为我国5G应用产业“出海”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5G应用正在“出海” 讲好“中国5G故事”
近年来，我国5G应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、研究机构、行业组织等，通过调研参观、座谈、合作研究、产品“出海”等多种方式与海外开展5G应用交流合作，输出我国发展5G应用的相关经验及产品。
构建5G应用对外交流通道，实现“中国5G经验”走向世界。2023年4月，外交部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共同组织“驻华使节走进工信部”，邀请110余位驻华使馆外交官及国际组织驻华代表参观我国5G应用发展情况，并开展系列座谈会。此外，近年来国际电联学院培训中心开展多场5G应用培训活动，针对全球六大区域ITU成员国的政府、监管机构、运营商、设备商、学术机构的中高级人才介绍中国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5G发展情况和典型应用案例，分享我国在5G应用推进过程中的相关经验。
开展国际5G应用咨询业务，扩大中国5G影响力。2022年，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联合阿联酋电信和数字政府监管局、哈利法大学、阿联酋信息通信技术创新中心共同编写并发布了《阿联酋5G助力垂直行业数字化转型白皮书》，向阿联酋方分享5G应用推进经验，推动阿联酋数字化转型。另外，针对柬埔寨、孟加拉国、马来西亚等国家在5G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，2023年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与柬埔寨、孟加拉等国家开展5G顶层规划咨询活动，并与中国移动一起接待柬埔寨邮电部频谱资源管理司、电信监管局等机构的代表，先后参访了宁波移动、爱柯迪三号工厂、中策橡胶、良渚博物馆、浙江大华、利尔达等企业，探讨5G终端模组等产业发展情况，实现5G应用“扬帆出海”。
搭建产业交流平台，实现5G应用海外绽放。“绽放杯”5G应用征集大赛是我国推动5G应用创新和交流的平台，为了加强与国外的应用交流，“绽放杯”连续两年开辟国际赛道。第六届“绽放杯”5G应用征集大赛国际专题邀请赛共收到来自南非、法国、俄罗斯、印度尼西亚、沙特阿拉伯、新加坡、日本、柬埔寨和澳大利亚等23个国家和地区共计126个参赛项目，成功推动中国5G经验走向世界。
中资企业5G“出海”，实现海外项目的复制。中国企业经历5年多的应用探索和总结，在工业、能源、文旅、医疗等行业形成了一套成熟的解决方案及网络、终端产品，具备了在国外进行项目级的复制的基础。基于我国“一带一路”倡议，越来越多的中资企业携带着我国5G应用建设经验在国外进行复制。中国联通的“5G+智能矿山解决方案”应用到诺永达拉果露天矿区，在矿区建设了5G专网，并基于5G实现露天矿生产的智能化监测，打造少人及无人化开采。中国移动凭借在国内与宁德时代共建5G应用的经验，随着宁德时代在海外建厂，为其德国工厂打造了OneCyber 5G专网运营平台，该平台下沉部署至宁德时代德国图林根州工厂，助力宁德时代实现国际5G专网运营管理。中科慧拓公司与泰国暹罗水泥集团、泰国最大电信运营商AIS、华为、宇通等合作，参与了沙拉武里府的水泥矿区“5G+自动驾驶”智慧绿色矿山项目，实现了基于5G的无人驾驶、智能调度机、智能协同作业等应用的落地。
5G“出海”面临三大挑战 整体通道尚未形成
我国5G应用产业虽然具有良好基础，但是受到国际形式、各国合作通道以及各国对5G认知程度不同等因素的影响，我国5G“出海”仍然面临三大挑战。
一是国外5G需求尚待培育，整体推动尚在犹豫期。不同国家的数字化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差异，各国的发展战略和重点也存在偏差，目前在国外很多国家，5G网络部署尚处于初期阶段，应用的价值尚未彰显，因此各国对5G网络建设及应用多处于犹豫的状态。
二是我国5G应用“出海”合作处于零散状态，未形成整体“出海通道”。我国在国际领域的合作交流、宣传推广受限，5G方面目前主要依赖3GPP和ITU等国际组织开展的技术交流合作；而在咨询业务及产业输出方面，还未形成常规性的合作平台。此外，合作方式方法也有所欠缺，传统的合作主要通过标准化组织、白皮书等方式进行，缺少实地参观调研、联合赛事举办等更加灵活的方式。
三是5G“出海”产业生态处于培育期，“出海”成本较高。5G融合应用产业虽然在国内已渐渐形成，但由于受市场碎片化、定制化需求高等因素的影响，且受限于各国网络不同，存在终端及系统适配成本高等问题，这些因素都会导致相应的产品成本比较高。此外，与“出海”相关的资金、税收等方面政策尚未出台，导致整体“出海”成本较高。
我国5G应用“出海”的建议
随着我国“一带一路”战略的实施，我国与周边国家的合作交流会越来越广泛，应基于我国在5G应用探索中形成的策略与相关产业开展对外合作，从以下两方面实现中国5G经验的输出。
一是搭建国家级的常规化的5G应用交流合作平台。利用上海合作组织、“金砖国家”等国家合作通道，建立5G应用合作交流品牌，通过定期研讨会、5G应用实地参观、绽放杯国际赛等多种方式进行5G应用交流，并通过合作白皮书、海外案例集、示范标杆等方式，推动各国5G应用的协作落地。建议在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国家中，加大对5G行业应用样板点打造和示范项目的政策与资金支持力度。
二是构建我国5G“出海”产业图谱，建立产业输出合作新模式。加强国内研究机构、设备商、应用解决方案商、运营商等与各国政府、企业开展沟通及交流，通过对海外运营商赋能、中资企业海外落地等多种方式，建立5G应用落地通道。通过5G应用产业方阵，构建我国5G应用“解决方案商库”、5G应用“产品库”、5G“终端企业库”等方式，打造我国“出海”产业链。
*本篇刊载于《通信世界》6月10日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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